1950年4月14日黎明，长沙细雨初停，南门外空地上挤满了人。人群望向临时木台，人人都在低声议论一个绰号——“塌鼻子”。木台中央，瘦高个儿低着头，铁镣叮当。他就是龚澎，三个小时前才被押出看守所，如今将为十八年前惊动韶山的大案偿命。有人悄悄问旁边的老伙计：“真是他？挖毛氏祖坟的主犯？”老伙计叹口气，目光里满是复杂：“跑不掉了，报应来了。”
关于这桩案子，长沙城里人尽皆知，却也说不全始末。时间拨回到1932年夏天，湘江水面蒸腾白雾。时任国民党军第四路总指挥的何健朝案头摔了一封急电——蒋介石再次催促“破坏红军士气”。久攻不下的刺痛让何健心中恨意翻涌，恰在此时，手下军统湘站队长龚澎呈上一份“妙计”。龚澎说得斩钉截铁：“断韶山龙脉，红潮自退。”一句话戳中何健的迷信心思，任务即刻被命名为“酒瓶子案”。
六月底夜色正浓，两名特务肖鼎元、黄强恂乔装成红军伤员混进韶山冲，打着“替毛委员祭祖”的旗号四处探问。村里老人见多了风浪，闭口不言。偏偏毛宇居先生——毛主席少年时的塾师——瞧出破绽，却装作糊涂。他收下特务递来的几枚银元，领人翻过两个山坳，指着一处无名旧坟：“就在这儿。”两名特务喜出望外，测罗盘、绘地图，连夜返回长沙邀功。
七月初，龚澎自己带队潜入韶山。月黑风高之夜，锄头起落，棺木被撬开，白骨被塞进装满酒精的玻璃瓶。龚澎以为大功告成，连夜返城。第二天，毛宇居号召乡亲添土、铺草，将真坟严严实实蒙住。特务得手的，只是一堆与毛家毫无关系的旧骨。这天大的讽刺，两广无一人知晓。
时间跳到1949年8月，长沙和平解放仅一个月。省政府收到韶山群众联名信，要求“彻查掘坟案”。省公安厅火速成立专案组，侦查组长李树贵挑起重担。阅卷当晚，他对同事冰青直言：“线索全断，嫌犯可能已改名潜伏，但得查。”主观判断带着几分倔强，却也透着行家底气。
李树贵先在旧国民党警察、宪兵、军统名单里横向比对，再去劳改营、收容所摸排。一个月下来，他把嫌疑人范围压缩到三名同名者：老和尚、隐居排长、军统队长。前两位体貌特征对不上，“塌鼻子”“鼠眼”成了唯一突破口。
9月初，烈日当头，李树贵走访南门外修鞋摊。一位老工人一句无心闲话让他眼前一亮：“昨天有个塌鼻高个买布鞋，店家叫他‘龚大队长’。”笔记本上立刻划出红圈。跟踪、踩点、易容暗访，李树贵确定目标住在一处四合院，自称“龙寸”，行事鬼鬼祟祟。
5日晚，夜深人静。十二名武装民警悄然包围四合院。李树贵敲门，借口“军管会核对户口”。胖媳妇嘟囔着开门，他步入堂屋，耳边忽听后院门轴轻响——龚澎正踩梯子翻墙。枪口抬起的一瞬间，院墙上那张塌鼻子脸惊恐回头。短暂沉默后，龚澎低声辩解：“我叫龙寸！”李树贵冷笑一声：“龚澎，别装了。”铁镣扣上，十八年追索划上句点。
移交审讯时，龚澎承认两桩命案：掘毛氏祖坟与暗杀革命者郭亮。讯笔记录很简短，“本人无可辩解”。半个月后，公判会在长沙举行。木台上宣判之际，龚澎眼神涣散，喃喃自语：“天道有轮回。”围观群众无人同情，掌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。
龚澎伏法后，专案卷宗随即归档。韶山乡亲得知消息，挑水、献香，重修祖坟周边的石阶小路。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。1959年6月25日，毛主席在罗瑞卿陪同下重回韶山，这一别整整三十二年。次日清晨，他步行抵虎歇坪，站在父母坟前久久未语。罗瑞卿递上山花环，主席躬身三次，风吹松枝轻响。
祭拜结束，湖南公安厅同志汇报当年“酒瓶子案”已结——龚澎伏法，帮凶悉数就地正法。主席微微颔首，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：“他们可以安息了。”随后又补了一句，“国民党真荒唐，以为刨坟能断人前程，岂不知解放事业靠人民，不靠风水。”
这句话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却让在场干部心头一热。山脚下，乡亲们悄悄议论：“毛家祖坟完好，人心也定了。”虎歇坪松涛阵阵，似在回应来者。十八年追凶，结束于一纸逮捕证；三十二载离乡，归结于三躬一叹。山河已新，往事却未被遗忘——那片青山依旧守护着两座坟冢，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雨、迷信与血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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